思月怀着极大的疑虑和忐忑不安的心情，着手研究这一新的题材的。
这个题材似乎是突然间萌发的，是由于他在一家报纸的编辑部里偶然读到的一封坦率的忏悔书言而引起的。写信的人犯过极大的错误，上过被知席，后来又在监狱服过刑。他在煤矿采过煤，由于老老实实地改造被提前释放回来。他经过反复思考和反省，写了这封信，这是一封多达数页的长信，信上写了他的整个一生所经历的挫折和犯过的错误，他把信寄到报社，要求发表出来----“以便让别人引以为戒。”
这封信象无线电流一样贯穿了思月整个灵魂-----这里面由纠缠在一起的各种问题所构成的线团是如此复杂，而又如此有趣：“这才是题材呢？”但这个题材在脑中萌发之后又立刻把他震惊了。
“这怎么行呢？这样的题材，我怎么写得了呢？我怎么写得出来呢？”然而立即另一种声音一个劲儿地在耳边嗡嗡叫着“你可以的，相信自己！”这种无休止的声音一直在脑海周围盘旋着，既不叫你安生，又不叫你干别的事情。
它终于“嗡嗡完了”，它抓住了再也不肯放开了。引入生活，引入生活的最深处，它向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沸腾着，互相撞击着，它们在互相撞击的产生共鸣的同时又产生新的问题，一种无休止的探索欲和正能量控制欲一直纠结着他这个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人。他甚至认为无法驾驶这种能量。
与此同时，思月不得不和朋友们进行无数次辩论。“你这是何苦呢？”有的人这样问他，“难道再也没有什么别的题材可写的了吗？你想想看吧，你会弄得满脑子都垃圾堆的。”
“垃圾？是呀，很多！”作家说，“既然有垃圾，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抖落干净那双手吗？戴上一副白手套吗？要不就象贪图安逸的人所做的那样，来个视而不见，反正这是垃圾，总会自己跑掉的，我先把地毯铺上再说。不行！只有懒婆娘才会把垃圾扫到墙角再用笤帚盖住。一个真正的主妇是爱清洁的，她容不得家里有一粒灰尘。”
“但这并不是艺术的对象，”另一些人说。“这种题材超出了美的范畴，只有高尚才能使人受到鼓舞！”
“那么为了树立高尚而贬低卑劣，难道就不能使人受到鼓舞吗？”
“但这会招来灭顶之灾的。”
“在海里游泳也会有灭顶之灾的。”作家回答说，“如果你是一个游泳家，你就应当游上来，而不要到岸边浅滩去抓小鱼。”
这并不是一句单纯的俏皮话，因为这是的确需要下水游泳，而且必须游上来，才能防止出现“平局”在题材浅薄和思想浅薄的骗人的水域中作家随时都可以碰上“平局”的。当万事俱备----既然有了情节，又有了艺术特征，然而书可能写成，也可能写不成，而且生活并不因此发生任何变化时，那是最可怕的事情。一本书应该改变一些什么，贬抑一些什么，褒扬一些什么，它应当成为生活前进动力和杠杆，能撬动一些什么……成为“当今一切重大问题的裁决者”----正象狂热的维萨里昂“当年所说的那样”。
“真是一个不碰南墙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朋友们嘲笑思月说。当思月一个人呆着的时候，他在自己的书房边走边想，一连两个小时，边走边思考，走在大街上想，乘公共汽车想，开会时想，无论走在那里，也摆脱不了这种思绪，而且别的什么也写不出来，因为要写只能“按照公民的职责”去写。
在他的脑海里浮现那封信中所体会的一系列问题时，当他试图解开这个线团时，来清来龙去脉，并把这一切和时代的宏伟计划和事业对比时，他感到自己肩上的分量。他如今不解决这些问题是死不瞑目了，即使他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不能彻底搞清这一切，他也要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引起舆论的重视。迫使人们对它加以思索，因为这一切不能不加以考虑了。
我们正在走向太阳，是到达太阳的路不只是一路，这首先是物质的大丰收，因为它是基础的基础，但是同时又是人的心灵的纯洁，目标的崇高，个性的高尚。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共产主义！通达太阳的路也是人们从心灵上铺上去的！
“也就是说必须塑造人们的心灵！必须像丹柯那样去点燃人们的心！”朋友们对他这样说，于是作家又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边走边想，当然要点燃！当然要塑造写的人！塑造他的品德！他的人生！否则一个作家就不成为一人作家了。点燃人的心灵只能靠真理，但通往真理的路也不是单一的。正像教学一样，有直接证明，也有间接证明，即反证，但两者都是证明，真理是个多面体。
教育是个积极的过程呢，还是一个消极的过程？教育的客体同时又是教育的主体呢？是否可以单凭模仿进行教育呢？是否可以单凭模仿进行教育呢？是否可以只凭传授思想而不教会思考呢？诱导和规劝的界限在哪里？人的精神力量表现在哪里？是表现在对善的消极模仿呢，还是再现在对恶的积极抗拒呢？如果一个人既看到生活的这一面，又看到生活的另一面，而且一旦看清之后，便亲自参与生活，亲自动手去创造生活，并且对一切加以思考，确定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哪一种蓝图是造就自己的依据，那他不是会变得更坚强吗？难道克制不是人生的主要激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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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多面体！为了建设和斗争，就需要强壮、刚毅、坚信、伟大事业的人，需要有胆有识，心灵美好的人-----对这些思月是有明确的认识和深刻的体会。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生活所赖以建立的，必须加以肯定和颂扬的一切崇高正直、纯洁的东西，他都如饥似渴地去采集------有的地方俯拾即是，有的地方则需要发掘。但是肯定来自否定，运动来自推力，力量来自克制。而在于肯定一切优秀的正直的、先进的事物的同时，也要同样强烈地憎恨一切凶恶的、卑鄙的、残忍的事物，憎恨它，同它斗争。经过这些辩论、思考、疑虑之后，作家最后确定自己的题材：“任何一种事物决不因为我们把它说出来或对它保持沉默，就不复存在了。它会扎得更深，改头换面，”他急忙把它一闪而过的想法记在笔记本上，我们决不能生活在光明之中，而把黑暗锁在什么地方。没有一把这样的锁，还没有发明出来！我们必须战胜自己身上的这种黑暗，取得自己光明力量去战胜它，把它从我们的生活当中驱逐去，因为共产主义是没有黑暗的光明。现在再也不是题材驾驭作家，而是作家驾驭题材了。现在他在公安局里是自己的人，而且他在司法侦讯上齐头并进地进行自己的，作家的侦讯，他走访夏华的家庭、朋友、学校以及以前关心支持他的人。
于是，他来找夏华父亲，听他讲述，他用专注敏锐的目光审视着他，力求理解展现他面前的处境：夏华从小失去母爱，跟奶奶一起住，而父亲除了照料病重的妈妈，就是忙于工作，无心照料自己的儿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的流逝。父子之间逐渐产生了一层朦胧的隔膜，一道清晰可见的鸿沟交将父子俩越隔越远当父亲发现这层隔膜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了，已经失去儿子，在儿子的记忆里，父亲从来不关心自己只顾他的工作、学习，照料病重的妈妈。
当夏华意识到儿子与自己没有共同语言，在平日总是寡言少语，有什么心事也闷在心里，不同他倾吐，只是默默地做事，有时还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躲着自己。有时常发脾气，发脾气时竟出乎意料，夏华父亲脑海里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儿子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首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夏华父亲情绪错乱地回忆这些零碎的生活琐事，努力寻找出原因……但零碎而艰难的往事常搅得他头痛得厉害最终还是没找到原因，由于自己热爱自己的事业，工作忙得又躲不开身，说的确切一点是放弃了寻找原因的线索。直到有一天夏华突然出走了，一走就是四年杳无音讯，这四年当中，他是怎么样过得，过得好不好？受苦没有？直到有一天，夏华又奇迹般地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儿子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变得知道关心理解支持父亲了，并知道夏华已经长大了，已经取得了大专文凭，有了理想的工作，总之，自己的儿子突然一切都变好了，这是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对儿子的突然转变，做父亲的意识到，这几年中，儿子一定是受了不少苦，越是这样想，越是觉得对不住儿子，欠儿子很多。但这一切的自责与内疚时刻都搅着做父亲的心，所以，当儿子伸手向父亲要求支援工作的时候，父亲索性答应了儿子的请求，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份付出一份收获，在改革开放的经济浪潮中，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竟是那么一帆风顺，真可谓年青有为，可是现在……怎么会这样呢，我的儿子，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呢？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夏华父亲双手抱着凌乱的头发，在凝思、回忆寻找答案，恩月听着他的讲述，进行自己的思考辩解，做为一位父亲在妻子病重的时候怎么可以只关心妻子的病情、自己的工作，而不顾忌儿子的生长情况呢？尽管有奶奶照顾，照顾得好好的，但这毕竟和做为父母的爱有所不同，在儿子的心中有一个不可触摸的伤疤，当一碰到这份痛处儿子就会有感应，这是做父母的过错！这是做父亲的职责，当儿子出现问题时，做父亲的已经发现这情况，怎么能不追究原因，无缘放弃了这种发现呢，怎能这样呢，怎能这样对儿子不负责呢。思月又找到夏华的女友高坤，他的舅舅国君以及他的学校，还有他出走后在泰安生活的几年中交得朋友振恒、孙玉玲交谈，寻找答案，从他们的交谈同似乎突出一点是他的个性、脾气，以及事业心所致。夏华由于家庭、学校、社会三种环境的不同程度接触，遭受不同程度的挫折和不幸，使夏华养成了倔强、孤僻、独立的脾气，在夏华眼里，我能不比别人差，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这或许是问题的源头，但又不完全。
人的痛苦和遭遇就这样一桩又一桩地出现在眼前。仿佛这个世界除了痛苦就没有别的了。但这不过因为你碰了这个题材的缘故，正像在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思月谈的这叫做“生活的幕后”。到处都是生活，到处都有幸福，但是这个题材却把你带到这个“幕后”。于是，别人的痛苦和忧虑就变成了你自己的了。如果你不把这些复杂的生活现象搞个水落石出，你是不会平静和安生的。
这种事往往发生的很突然，发生在本来好像太平无事，晴空万里的时候。
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如果说不是贫穷，那又是什么呢？也许在于夏华父亲那儿时的疏忽、粗心大意，放弃追求根源的机会，也许学校里同学老师们的不理解，或者是某种旧时的黑暗生活，或者是揭晓的什么？或者是动机和目的的卑鄙，战胜人性的动物因素？或许是这一切的总和，这一切的结合由这一切构成线团。